>我们重建的不只是历史，更是感知真实的能力。
>若连‘看见’都成为罪过，那么这个社会究竟在害怕什么？
>请允许我们继续‘看见’。否则，你们守护的稳定，不过是建立在集体失明之上的幻象。”
信件一经发布，瞬间引爆舆论。“看见”二字迅速成为网络暗语，出现在各地涂鸦墙、图书馆借书卡背面、甚至小学生作业本的空白页上。有人将其绣成徽章佩戴，有人刻在戒指内圈赠予恋人，寓意“愿我们永不blindness”。
官方未作正面回应，但随后几周，部分城市悄然放宽了对公共艺术展览的审查尺度。成都一家美术馆成功展出“拾音者”主题装置艺术，展期长达一个月；广州某中学语文教师自发组织学生排演《童年歌谣》情景剧，未遭干预。
变化正在发生，缓慢而坚定。
秋分时节，柳明志收到一封来自新疆伊宁的信。寄信人是一位维吾尔族老人，名叫阿不都热合曼，曾是“星光农场”劳改队的医生。他在信中写道：
>“你父亲在那里待过三个月，我给他治过冻伤。他从不抱怨，只问我一个问题：‘这里的病人，有多少是因为说了真话才来的？’
>我当时不敢回答。但现在，我想告诉你：有四百六十三个。我记下了他们的名字。我一直想写下来，可没人敢出版。现在听说你在做一件事，叫《承忆录》，我想把这些名字交给你。”
随信附有一份手抄名单，纸张泛黄，字迹歪斜却工整。每一个名字后面，都标注了原职业、被捕原因、关押年限。其中一人，竟是当年匿名举报柳振邦的同事??但备注写着：“三年后自缢于监舍，遗书称‘良心压垮了我’。”
柳明志将这份名单命名为《第四百六十四人》，录入系统首页。他写道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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