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，风暴再次降临。三月初，公安部发布通告，称“查获一批伪装成文具的非法信息传播装置”，并展示缴获的钢笔，镜头特写笔杆断裂处露出的胶卷。官方媒体配发评论：“某些势力企图通过文化渗透，颠覆国家历史认知框架。”与此同时，柳明志的银行账户被冻结，手机号码被列入“高风险监控名单”，家门口开始出现不明身份的黑车。
他没有躲藏。相反，他在“星火广播计划”中加入了新的内容：每周一次，播放一段由不同人朗读的母亲手稿片段。首播那晚，他亲自上阵，声音平静而清晰：
>“1959年12月17日，晴。走访李家沟，全村二百三十一口人，已有四十七人浮肿。村支书告诉我，上报的‘非正常死亡’人数为零。我说，那这四十七具棺材是谁埋的？他低头不语。傍晚，一户人家的孩子饿死，娘亲抱着尸体坐了一夜，天亮才松手。我去帮忙入殓，发现孩子手里攥着半块树皮，上面有牙印。我问她要不要留个名字，她摇头：‘连坟都没有，要名字做什么？’
>可我要记下来。
>因为他是人。”
广播播出后，内蒙古一位牧民听众连夜骑马三十里，找到当地文化站站长，要求查阅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户籍档案。站长起初拒绝，但在听说“有个女人为这个死了”后，沉默良久，最终打开尘封多年的柜子，取出一本破旧登记簿，指着其中一页说：“你看，这里写着‘迁出’，其实是饿死了。我们当时都懂这个字的意思。”
类似的涟漪不断扩散。山东一位退休法官自发组织“民间陪审团”，邀请百名公众在线聆听“回声纪”档案，就“历史是否应被追责”进行模拟审判。投票结果显示，87%的人认为“国家应对系统性遗忘道歉”。广州一位年轻律师据此起草《历史正义倡议书》，征集到两万名签名，虽无法提交人大，但通过海外渠道发布，引发国际关注。
四月清明，柳明志接到一个视频通话请求。来电者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，背景是一间简陋的农村堂屋。她颤抖着举起一块木牌，上面用毛笔写着“满仓之灵位”，旁边摆着一碗米饭、一碟咸菜。
“我是满仓的姑姑。”她说，“我活到九十二岁，第一次敢把他名字摆出来。昨天晚上，我梦见他了，还是那么小，穿着破棉袄，问我：‘姐姐，有人念我吗？’我说：‘念了，全国都在念。’他就笑了，然后消失了。”
通话结束前，她深深鞠躬：“谢谢你，让我儿子……不，我侄儿，终于回家了。”
柳明志久久无法言语。他想起母亲手稿中的另一句话：“记忆是亡者的归途。”如今，这条路正在被一点点照亮。
五月，他收到一封来自监狱系统的匿名信，称有一名服刑人员愿提供关键信息，条件是“确保其家人安全”。经多方验证，此人确系当年参与销毁母亲手稿的基层干事之一。他在狱中忏悔，交出了一份秘密笔记，详细记录了1983年专项行动中被查禁的书籍名录，其中包括《地方实录》原稿的销毁时间、地点及执行人姓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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