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后是一盘微型录音带，贴纸上的字迹潦草：“留给未来的一句话”。
王乐天当场不能带走原件，只能在现场阅览室翻阅复印件。银行允许使用铅笔记录，禁止电子设备。他戴上白手套，一页页翻开。
日记从1965年写起。起初是例行汇报生产进度，到1966年中期开始频繁出现异常记录：“今日又有两名青年工人晕倒于检测台，血检显示白细胞骤降。”“上级要求将‘放射病’改为‘疲劳综合征’上报。”“医生私下告诉我，部分员工体内铯-137超标四十倍以上。”
最触目惊心的是1967年6月的一段话：
>“我签字同意了‘自愿保密承诺书’发放。共三百二十一人，每人领取五百元补助（相当于三年工资），按手印画押，承诺终身不对外透露任何工作细节，包括死亡原因。其中七十九人已出现明显病症，仍被要求签署。有人哭着签完字就吐了血。我把这笔账记下来了。我不敢反抗，但我不能假装看不见。”
王乐天的手指微微发抖。五百元，换一条命的沉默。而这些钱，甚至没能在档案中留下痕迹。
他继续翻看“伤亡统计”袋中的表格。原始数据显示，1964至1972年间，三?七厂直接关联岗位累计非正常死亡人数达**一百八十三人**，远超官方记载的“因公殉职三十七人”。许多名字后面标注着“异地调离后猝亡”“返乡途中暴毙”“家属拒领遗体”……
而在“补偿方案”文件中，赫然写着一套完整的规避机制：通过地方卫生院出具虚假诊断证明，将职业病归因为“遗传性肝病”“先天心脏病”；利用军工企业特殊编制，使死者无法纳入地方抚恤体系；甚至设计了一套“荣誉追授延迟程序”，确保十年内无人可申请复查。
这一切，都不是疏忽，而是精密的制度性掩盖。
他合上文件，闭目良久。窗外传来轮渡的汽笛声，悠长而苍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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