殿内顿时一片寂静。防住了吗？那肯定是没防住啊！要是防住了哪来的嘉靖朝十余年的倭乱，又哪来如今的海寇占据大员。
众臣不语，只是一味的沉默。
这沉默背后，是难以言说的复杂现实，许多大臣心里都清楚，海禁政策能延续两百多年，究其原因远比单纯的防范倭寇要复杂的多。
一方面，大明的士绅大族，其本质属于“地主与官僚”。而农业作为大明立国之本，自然也是他们财富和权力的根基。
一旦彻底开海，巨大的贸易利润必然会刺激民间“弃农从商”，大量农民、劳动力脱离土地投身海外贸易，导致土地抛荒、地租下降，这直接损害了整个士绅地主阶层的经济命脉。
而更深一层看，农业经济的核心是“稳定”，是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上，便于管理和征收赋税；而商业贸易的核心则是“流动”。
士绅们从心底认为，民众一旦脱离土地四处经商，会变得“难以管控”，既不利于推行礼教教化，也可能滋生流民、海盗等不稳定因素，动摇他们的统治基础。
更何况，东南沿海那利润惊人的走私贸易背后，站着的何尝没有他们自己，或者他们所属派系、乡党的影子？
许多士绅家族本身就是大海商的幕后东主，官商勾结，垄断贸易。而海禁政策在事实上极大地减少了竞争对手，而且走私还不用给朝廷交税！
但一旦开海，朝廷必定设立官署征税，习惯了将巨额利润尽数纳入私囊，谁愿意把自己兜里的银子白白分出去？所以对开海之事非常抗拒。
再加上明中后期党争激烈，任何政策调整都可能成为攻讦的借口。为了避免“授人以柄”，多数官员不愿推动开海这类争议性极大的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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